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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袖清风的高克勤

2014-12-15 03:14:51编辑人:来源:

    两袖清风的高克勤

    高克勤1919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进入新疆。1950年3月集体转业到绥来(今玛纳斯),任县委书记历时五年。

    在火红的战争年代,高克勤在连队任指导员,是一名不知疲倦、勇于进取的青年人。

    1948年,在一次战役后休整时,团政治处开会总结部队的纪律执行情况。高克勤汇报了连队情况之外,对团里某个首长将缴获的一条军用毯子留给自己提出批评说:“一切缴获要归公,是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一条重要纪律。缴获归公还是归官,是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可是我们某个首长却从连队上缴的战利品中扣留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的话在会场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人当面批评他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是在说首长的怪话;有的说,意见还可以,就是态度有点傲气,话语过分刻薄。团政委高号平在最后总结中说:“高克勤的发言不能当作说二话敲怪话,更不是骄傲自满情绪。这是一种正确的批评,体现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关系。”1949年春,高克勤提升为一营副教导员,营级干部配备有马,但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和当指导员时一样,都是徒步行军,他的马多数时驮着病号的行李。他这种刚正直言、严于律已的品格,就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1950年3月,他转业到绥来县,任县委书记。他政治上信赖同志,工作和生活上关心同志。他生性内向,沉静寡言,但不以个人习性要求他人,能理解和团结各种不同性格的同志;他处事周密果断,很有主见,但又不固执己见。

    解放初期,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分子和暗藏的特务分子大肆破坏捣乱,维护社会秩序形势严峻。为了县委机关的安全,有的同志在会上提议,给县委和政府增设岗哨,书记、县长出外要按规定带警卫员。高克勤表示:“同志们的意见都是很好的,但不要忘了人民要当家做主人。我们领导人民推翻了旧政权,不能再建新衙门,打倒了旧县官,不能再当新老爷。向人民逞威风的衙门习气,不能在我们的机关里有任何一点残迹。我们必须在百姓的眼里体现出是全新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权。”这么一件普通事情,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忽然亮堂了。从此再没人提及过此事,县委和政府也没有设立过岗哨和门卫,群众任意进出,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高克勤下乡出外从来也没带过警卫员,就是到牧区也仅带个翻译。他下乡,单人独骑,一出去就是半月二十天,走到哪里群众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接待。农牧民反映说:“过去县太爷下乡,老百姓遭殃,马不吃高梁,人不睡空房;如今书记下乡,和咱百姓一样,说话办事,件件都在咱们心上。”值得一提的是高克勤从任职到调离,共四年零四个月时间,他一直住的是16平方米的一间小房。房子中间隔了一堵墙,外半间是他的办公室,里半间是他的卧室。1952年春节结婚,这半间房子又是他的新房,生了玉琳、光琳两个孩子后,这半间房子仍然是他四口人的家,从没调换过房子。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这样窄小的房子里度过了四个春秋,实在是难能可贵,直到他离开绥来,都是空空而来,空空而去。

    1951年冬,在二区的保林乡搞土改试点。入冬落雪后在塔西河娘娘庙开了个斗争地主的大会,有个名叫刘生金的老雇农控诉说,他给杨家地主分文不得地白苦了七年长工,还搭上了三根指头,落了个“死狗流魂”的浑名。缘由是地主对工钱拖延不付,到了年关称兄道弟地请他到家喝酒吃饭作为酬谢。酒足饭饱后,杨家弟兄俩加妹夫和他一起摸纸牌赌博,输了对方借钱给他,再输再借,反正钱出不了杨家的门,最后把一年的工钱顶上还不够,剩余的立下字据以工还账。他越不服输越想来年捞,就这样年年捞年年输,白干了七年。当他省悟不干后,地主堵在门上逼债,一气之下举起斧头剁掉三根指头甩给地主,了结了这笔赌债,地主反诬说他赖账不还,是个“死狗流魂。”有个叫魏兆才的长工,妻子叫王正兰,夫妻俩男的下地女的做饭,干了两年也是分文不给,借口是他家丢了东西。还有个贫农罗兴会控诉他和他儿子如何用钢丝马鞭抽打他,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红一道,白大布单衣都渗出了血。斗争会开得群情激愤,还把地主的儿子拿来陪斗,群众一致要求从严惩处这个地主。在群众情绪的影响下,工作队当场就将地主逮捕了,满足了群众“从严”的要求。第二天在包家店召开的县委会议上,高克勤以从来没有过的严厉态度批评了工作队,他说:“作为领导要有冷静的头脑和很强的政策观念,不能被群众的情绪所左右;塔西河群众发动得很好,但没有用政策武装群众,责任在领导。这次捕人,是以感情代替政策的错误行为;材料没经核实,也未经集体讨论就擅自抓人,这是违犯组织纪律的。”在秋粮征收时,高克勤负责二区住在包家店,冯步珍县长负责三区住在东沟乡。粮食征收实行的是“合理负担”政策,计算方法是累进税制,结果两个区的计算方法不同,使同一个起征点在二区出现负担不合理现象,群众有怨言。后来高克勤亲自到了东沟乡与冯步珍一起作了实地调查,在征粮工作队长会议上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肯定了冯县长的意见,并按三区办法纠正了二区的做法。有一位同志贪图享受,讲究穿戴,政治上开始滑坡。当时生活上是供给制,大家穿的旧军衣,而他已经穿上卡其、哔叽、华达呢之类的衣料了,抽的烟也都是四美德、红高乐、飞马、恒大之类的上等烟,每月15万元(1万元为现在的1元)的伙食费,18万元的津贴费远不能满足他的生活支出,群众反映他还有生活作风问题。有人在县委会上提出,没引起高克勤的注意。会下有人找他个别汇报,发生了争执。后来他派人进一步调查,结果是这个干部确有贪污腐化及其他严重问题,除立案严肃处理外,高克勤还在县委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

    理论结合实际是高克勤工作中的一大特点。他遇事沉着冷静,处理问题既坚持原则,又细致周到,能使人心服口服。土改中负责和平乡(即现在的凉州户)的是二区郭副书记,他是部队派出帮助地方工作的一位营教导员。他工作的七村群众一直发动不起来,群众见了工作组就躲避。原来是他们住的房东家成份有问题。这家女主人的人缘关系很好,邻居都说她为人和气大方,工作组住到她家,她更是热情周到,关心备至。然而在阶级的区分上群众心中最有数,又加她家老头和民愤较大的地主赵学江、富农李生福关系亲近,贫雇农有顾虑,群众发动不起来。在二区的阶段工作总结上,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他们回去立刻搬家。但这位郭书记的性格倔强,根本不接受这个批评,回去也未搬家。后来高克勤亲自去了这个村,和工作组一起先从召集贫雇农座谈入手,听取群众对整个工作的意见,进而通过算剥削账,认定房东是个富农成份,同时也认定了他们属于开明富农,政治上应区别对待。这样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平心静气地摆事实算细账,既坚持了原则,又分清了是非,郭书记主动检查了错误并另换了住户,七村的工作也很快开展了起来。

    在1953年的“三反”运动中,上面下达的任务大,下面群众的热情高,上下左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运动压力,加之急于抓“大老虎”,在逼供诱供之下扯出来一个震惊全县的大烟倒卖案,涉嫌到的人越来越多,越追问题越大,情节也越离奇。烟土由十几两到几十两,最后上升到二三百两。大烟贩卖的对象从山里的人员,到南疆的人员,形成了人人自畏的局面。作为县委书记的高克勤更为忧虑,因此案所涉嫌到的三个科长级干部已由县委讨论决定停职交待了。5月下旬,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他约宣传部部长出去散步。在县委门前的公路上边走边聊,话题从绥来哈族的表现、生活习惯到禁食大肉驴肉、禁烟禁酒。这时高克勤突然把话锋一转,情绪轻松地断定说:“我们让假象给迷惑了!大烟案根本是个假案,哈族是连烟酒都不动的民族,怎么会吸大烟?哈族历史上都是以游牧为生,把经商赚钱看做是丢人的事,怎么会去贩卖大烟呢?又去卖给谁呢?维族蒙族?!简直是笑话!”他像责问自己似的:“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头脑过热了,险乎造成大错,当地干部不会看到这一层,怕是有看法也不敢提。”第二天他和冯步珍碰头后,当机立断暂停运动,打虎队集中学习整顿。在检查政策、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调查核实,确认大烟案是假案,并向被此案牵连的同志道歉,从此使“三反”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高克勤毕业于陕西米脂中学,文化基础较高,又能写一手好字,凡是他自己的讲话、报告、总结,都是他自己亲手写的,是个很称职的县委书记。他从不自满,勤奋好学,求知欲望特别强。尽管他肩负重任,工作繁忙,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非常合理,每天早晨六点至八点,挤一个半小时阅读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每晚用两个小时阅读《干部必读》丛书,系统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非特殊情况他从不间断。他那很高的精神境界和突出的政策工作水平,除了他本身的气质外,和他勤奋学习,不断攀登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他给人以温暖,为同志工作和学习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当时机关干部每月每人只有15元的伙食标准,要办好伙食是很困难的。他就让妻子养猪、养鸡添补机关干部集体伙食,不取分文报酬。(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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