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垒：丝路古道上的文化遗存活化石

　　中国昌吉网（王玲）

　　丰富的细石器遗存

　　木垒的细石器遗存非常丰富，距今5000年前的这些细石器成为透视木垒远古人类活动的一面镜子。它们主要是照壁山乡的木垒河和干沟、大石头乡的七城子和黑疙瘩、白杨河乡的地窝堡、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的塔克尔巴斯陶、雀仁乡的伊尔哈巴克等细石器遗址。

　　其中，木垒河细石器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青铜时代都在使用，是研究天山河谷下游冲积平原地带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材料。七城子细石器遗址的年代可能早到新疆的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塔克尔巴斯陶细石器遗址石器的年代应该与七城子遗址大致相当，因为二者的石器特点呈现出相似的因素。距今4000年前的干沟遗址，年代早于四道沟原始村落遗址。

　　原始村落遗址

　　文史籍中未有记载，木垒四道沟出土的铁器实物弥补了传世文献未记载之不足。上述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祖国内地的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陶器中的双耳小口圆底罐、直壁筒形杯，彩陶纹饰中的菱形纹、交错线纹、网纹，以及仿金属器制成的骨链等，都同甘肃西部的沙井文化相似。这里在3000年前（周朝时期）已经存在蒙古人种的人群和欧罗巴人种的人群的混血现象，在两汉前后也存在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杂居的情况。

原始村落遗址

　　以上事实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在新石器时期，木垒与东天山一带的吉木萨尔、奇台等地的农耕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都源自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这是木垒历史上东来西往的民族迁徙、流动和互相交融的有力佐证。

　　此外，在木垒县平顶丘陵山区，发现距今3000年左右的11处青铜时代古聚落遗址，成为目前东天山现存唯一的草原古城遗址，也是目前新疆年代最早，现存状况最好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

　　距今大约3000年前，木垒地区就建立起了原始村落。目前已发现的木垒原始村落遗址主要有61公里、63公里、霍斯章、四道沟等原始村落遗址。

　　61公里原始村落遗址位于木垒县新户乡新户村，出土的彩陶、石器和灰坑等，说明这里曾经有过农作物的生产和谷物加工以及牲畜饲养。63公里原始村落遗址位于木垒县新户乡三畦村，出土文物主要有夹砂红陶片、石器、角器，遗址总体文化面貌与61公里遗址接近。霍斯章原始村落遗址位于木垒县新户乡霍斯章村，出土文物主要是大量夹砂红陶片，罐、钵、壶等器类，以及大量马鞍形石磨盘，许多遗物与上述诸遗址特征相近。

　　以上三处原始村落遗存集中发现于木垒河岸，说明木垒河流域自距今3000多年起，就已经是农牧经济的中心区域，这与上文有关木垒早期细石器遗存的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

　　距今约2400至3000年的四道沟原始村落，位于木垒河流域以外的木垒县城西的四道沟村，被考古专家称之为“新疆的半坡村”。四道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专指距今约2400至3000年的天山北麓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遗存。从这里出土的石磨盘、铲、锛、杵等大量的石制农具，以及大量的马、牛、狗等骨骼残骸和谷物等，还原了这里当时已具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生活场景；出土的骨针、箭骨、鸡心形骨饰等，有些造型精致奇巧，展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水平；出土的灶址表明，这里当时已经进入相对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出土的一枚铁器，表明早在战国时期，木垒就已经有铁器传入和最初级的铁器使用。这一点在汉

　　深山画廊

　　岩画是文字发明以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目前木垒县发现的岩画近20处。距今已经有3000年之久的木垒岩画，被考古探险者称之为“深山画廊”，主要分布于大石头乡、白杨河乡、照壁山乡、博斯坦乡和东城镇的南部天山山谷峭壁地区。仅博斯坦乡霍家沟村一带就有上万幅。

岩画

　　新疆著名史学家苏北海先生认为：“像木垒博斯坦沿山这样延绵数十里都是岩画，不仅在国内是罕见的，就是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木垒的岩画点总体风格和内容差别不大，以表现放牧的牛、羊、马、骆驼和人物等为主，兼有不少十字形、螺云形等符号。它们是古代草原文化在木垒的突出创造和重要载体。

　　古钱币

古钱币

　　木垒出土的古钱币，印证了历史上木垒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人文互通。这里发现的古钱币，早到西汉晚至民国，主要有：贝币、刀币、秦币半两、汉五铢、错金刀（王莽政权）、皇建元宝、皇宋通宝、崇宁通宝、开元通宝、突骑斯钱币、天命钱币、喀喇汗王朝币、桃花石汗币、察合台银币、察合台铜币、准格尔普尔、永昌通宝、咸丰大钱等，除此之外，还有沙俄、日本、越南等外国的古钱币。这些钱币是自古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和内地以及世界人民建立经济联系和进行友好交往的活化石。

　　烽燧

　　木垒境内的烽燧是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历经千年风雨，现仍然屹立于人迹罕至的戈壁之上，它从古老的“骆驼路”蜿蜒而来，带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血脉，见证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木垒的统辖和管理，证明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木垒境内的烽火台，现仅存三座：大石头烽火台、三个泉烽火台、一碗泉烽火台。

烽燧

　　初唐四杰骆宾王在唐高宗679年时，经过蒲类（现木垒）时，在《夕次蒲类津》中写道：“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这句诗表现了唐时中央王朝对蒲类的戍边景象，特别是“烽烟上戍楼”更是描写出了烽火飘上瞭望楼的生动画面。处于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古代木垒被誉为“富八站”之首。道光年间进士雷以诚赴伊犁途中经过木垒时，就有四首诗赞颂了木垒大地一片兴旺的景象。他在《木垒河行馆（其一）》曰：“百家饶鬻物，十字有通街。八站方先富，聊堪寄雅怀。”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描写了当时木垒河驿站的繁华和丰饶。

　　除此之外，清代的史善长、陈庭学、方希孟、宋伯鲁、颜检、易寿崧等在途经丝路烽燧时，留下了多篇有关木垒大石头、三个泉、一碗泉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颜检在《由一碗泉至木垒河》一诗中写道：“石堠烟墩接大荒，泥坦土屋阅新庄。”这句诗中的“烟墩”“接大荒”生动展示了戈壁荒滩之上一碗泉烽火台的历史景象，“石堠”同时也说明一碗泉烽火台采用了底部石头垒筑的建构方式。

　　如今的大石头、三个泉、一碗泉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是一座座古老的烽火台，继续向世人诉说丝路古道和祖国统一的壮美故事。

　　木垒出土的文物遗存不止于此，但上述的历史遗存已经足够丰富且有力地证明：木垒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互相交融的壮丽史诗，各族人民前仆后继共同开发建设了木垒这片热土；各族人民在互相影响和互相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血脉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木垒也和新疆其他地区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木垒的文化和历史是在中华文化的伟大怀抱中孕育发展的。我们要创造性发展、创造性利用木垒大地上丰富的历史遗存，让百姓身边的文化活化石，成为促进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

　　（作者为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版配图除第一张照片外均由 李天仁 摄